为什么要收关税最根本原因（为什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也要参与世界贸易）

1793年，为了拓展贸易渠道、降低关税，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当时正值乾隆帝八十大寿，大清上下都沉醉在十全武功的迷梦之中。他们认为这个使团是蛮夷小国派来朝贡祝寿的，于是直隶总督便强迫英国人将写有“英国贡使”的旗帜立在船首。马戛尔尼恐以小节而损大义，也不十分抗议，一心只想完成促使两国建立贸易关系的使命，只在礼节上进行了一些纠纷。在热河见到乾隆之后，英国人提出派大使驻华管理本国商务、扩大舟山等地为通商口岸、租借小岛以安置商团、降低关税壁垒等多项双边贸易要求。

乾隆听后不以为然，说这是“荒远小国不识天朝体制，妄行乞请。”满清上下官员都愚昧自大，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完全可以自给自足，搞个内循环经济，根本就不需要与远方蛮夷互通有无。既然蛮夷不肯屈膝朝拜，那么天朝就不需要跟他们贸易，不必赏赐一口饭给他们吃。在答复英国国王的国书中，乾隆的傲慢与无知尽显无疑，而且还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当时，乾隆对世界贸易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表象层面，将其视为互通有无的商业活动。而英国人已经先后发明了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认识到贸易对一国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思想观念上已经远远领先于清朝了。

世界贸易并非“互通有无”那么简单

早在清朝建立之前的1621年，英国商人托马斯·孟就写了一本《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提出“货币产生贸易，贸易增多货币”的观点。之后，托马斯·孟又将原书改编成了重商主义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收入》，他指出外贸可以产生三种利益。

第一种是国家的利益。通过制造贸易顺差，使出口额大于进口额，用本国货物来换取外国的金银货币，增加一国的货币储备量，获得更多的财富。早期的商业资本主义国家西班牙、葡萄牙与荷兰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而致富的；

第二种是商人的利益。在托马斯·孟看来，商人是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国家鼓励对外贸易，商人就可以从中渔利。他们将本国商品运到外国去高价售卖，获取货币；然后再购买当地物美价廉的土产，运回本国后再次高价出售，不断地增加私人财富；

第三种是国王的利益。国王可以通过收取关税、对商人克征重税来充实国库，商人就像工蜂一样，每年都辛勤劳作，只要国王不杀鸡取卵，那么随时都有剪不尽的羊毛、割不完的韭菜。

因此，托马斯·孟认为相比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商业资本主义的对外贸易无疑是进步的。外贸的最大作用是通过制造顺差来增加一国的金银货币量，所以托马斯·孟把重商主义的贸易原则归纳为：

“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国内形成节约的社会风俗、鼓励民众积极开垦荒地、推动技艺创新，进而促使一国生产力的发展。

商人资产阶级将贸易视为损人利己的竞争手段，肯定贸易的积极意义

重商主义者仅在制造顺差的基础上承认贸易的积极意义，他们有着商人阶级损人利己的本性，认为贸易的结果必然是一方有利而另一方受害。所以要在双边贸易中占据优势，尽可能地减少进口而扩大出口，想通过贸易来窃取对方的金银财富。

那些信仰重商主义的国家，在顺差较大时就极力鼓吹自由贸易，而在逆差出现后又成了贸易保护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贸易不过是与敌国争夺利益的手段而已。这种肤浅的见解，在《国富论》中受到亚当·斯密的严厉批判。斯密认为真正的“国民财富”并不是金银货币，而是劳动产品。与其挖空心思地去计划如何从国外输入金银货币，不如想方设法来提高国内的生产总值，使劳动产品充斥于市场。

斯密说：“商人、贵族及乡绅，都从经验中知道，国外贸易可以富国，但国外贸易如何富国的问题，他们却没有一个懂得清楚。”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重商主义者强行用贸易逆差来进行解释，说出口大于进口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多的金银货币。但是历史却证明，从美洲掠夺大量金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很快就没落了，而世界贸易的后起之秀英国在发生工业革命之后，却大步发展，赶超了商业帝国荷兰。这说明，富国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贸易顺差的多少。贸易在其中的作用表现为对资源进行配置，使其达到最优化。

工业资产阶级认为贸易可以促进国际分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在完全的自由贸易制度下，各国都把资本与劳动投入在最有利的用途之上，充分发挥本国的特长，努力扩大生产，使劳动产品充斥于市场。例如英国擅长生产工业制品，法国盛产葡萄酒，波兰的谷物很丰盛，如果三国之间进行自由贸易，那么就可以把精力放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然后再与别国互通有无，大家共同发展。在这种自由贸易体系下，市场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国际分工中，资源得到了最佳配置。假如三国之间不进行贸易，那么大家都要兼顾生产三种产品，这样就不利于发挥各自的特长，生产力也就发展得缓慢。

大清自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肯与英国通商贸易，一切商品都要由自己生产。官府强行干涉市场的运行规律，设置了各种贸易壁垒，结果导致本国生产力水平长期停滞，落后于世界。

当英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候，闭关自守的大清仍将其视作蛮夷小国

亚当·斯密的贸易论克服了重商主义损人利己的偏见，证明贸易是一种双赢互利的合作，能使各国在市场的调节下发挥自己的长处，降低了兼顾各领域而带来的生产成本。在斯密看来，拥有一技之长的国家才能参与世界贸易。如果我们假设富国A在各生产领域都超过穷国B，例如英国不仅工业制品生产得比波兰好，而且谷物的产量也远远超过波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国之间是否还存在贸易呢？

对此，另一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比较成本”。

为了说明这种“比较成本”，李嘉图举了一个很通俗的例子，他说：

“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子和帽子，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些，不过制帽子时只强五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十，而制鞋子时则强三分之一或百分之三十三，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子，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子，岂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

例如，英国使用100人一年就可以生产N量的工业制品，而波兰需要200人劳作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因此英国工业制品的生产率是波兰的2倍；另一方面，英国使用100人一年就可以生产M量的谷物，波兰则需要150人，故而英国的谷物生产率又是波兰的1.5倍。在这种情况下，最优的资源配置方式仍是英国人专门生产工业制品，波兰人专门生产谷物，然后两国间再进行贸易。因为，英国人的工业制品生产率对谷物生产率有“比较成本”的优势。与其投入人力到低端产业去进行生产，不如把这种产业转移给穷国，然后将人力全部投入高端产业之中，发挥专长，最后再通过贸易来各取所需。

大清国不明白这种经济学常识，所以一边生产陶瓷、一边生产茶叶又一边生产农作物，不肯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也不曾进行产业转移，还把工业制品视为“奇珍异宝，并不贵重”，鄙视这些外来的“奇巧淫技”。结果使本国的产业始终停留在农业层次，未能实现升级，始终充当国际贸易分工的最底层。

孟肯定贸易的积极性，斯密论述贸易的互利性，李嘉图证明贸易的必要性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城邦，贸易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之后，闭关自守只会导致愚昧与落后。只有在世界贸易的调节下，生产要素才能得到最优配置，产业也能实现不断地升级。贸易自由的本质不仅是商品的自由交换，还是资本的自由流通。资本要求消除各种关税壁垒与行政管制，以便能够流到最能获利的地方，就像水必然要往低处流动一样。同样的，水在流到低洼处后，会汇集成湖畔或大海，资本在集中到一起后，也会形成惊人的垄断，产生壁垒。

在资本集中的地方，会形成国际性的大都市、全球性的大市场。如果有人来强行阻止这种流通，就会导致资本外逃、财阀出走，进而造成城邦的没落。因此，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国家、一座城邦要想繁荣昌盛，它就得最大限度地吸引资本的到来，把自己打造成世界贸易的低洼处。通过消除关税壁垒，扩大对外开放来吸引资本，让市场来配置资源，促使产业升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是一对矛盾，然而谁都并不比谁更正义一些。在资产阶级看来，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都只是权宜之计。例如在19世纪，英国贵为世界工厂，在产品竞争力上占有优势，所以英国的经济学家大多都是自由贸易的鼓吹者；而当时由于生产落后，德国急需设置障碍以扶持本国的制造业，故而李斯特的保护关税主义极为盛行。英国人谴责德国人闭关自守，但这并不等于说英国人就更为高尚。因为在半个世纪之后，当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就轮到英国人主张保护关税而德国人却高呼贸易自由了！

资产阶级并不是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亚当·斯密也不会为他们而“悄悄流泪”。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形势好的时候就主张自由贸易，形势不利的时候便改用保护关税。经济学本身就是为现实情况服务的，如果把经济学原理当成了某种教义，认为资产阶级会对此坚守不变，那不过是说明评论者的愚蠢罢了。贸易自由和保护关税的拥护者们之间，谁都并不比谁更聪明一些，这些政客或经济学家只是资本利益的代言人而已。

贸易是否要绝对自由、畅通无阻，这是一个关乎各国利益的博弈问题；而杜绝闭关自守，必须参与世界贸易，则是一个被历史所检验了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