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资汉谟拉比法典刻在哪里原题（|诗经、死亡之书、汉谟拉比法典、罗塞塔碑）

假如我们愿意在产生于商朝、也就是约公元前1600年—约公元前1046年时期文字记录停留一会儿，我们就会发现，那些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其实是在直截了当又简明扼要地记录着什么。

壬午，王田于麥彔（麓），隻（獲）商戠（異）兕，王易（錫）宰丰，[宀帚]（寢）小[矢旨]兄（貺），才（在）五月，隹（唯）王六祀肜日。

记载了帝辛将猎获的犀牛赏赐宰丰之事。

商朝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西周时期，书写方法也从在龟甲、兽骨上刻写变化为在竹简上刻写。就材料的获取难度和材料的硬度而言，竹简要比龟甲或兽骨容易和“柔软”，所以，进入到西周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开始，记录比商朝容易一些，但还是只记录一些必须记录的人和事。

且听西周到春秋时间中叶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大约500年间最具代表性的文字记载《诗经》说话。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一般，都这样定义《诗经》，诗、诗三百，以我们现在对“诗”这个词的理解，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认定，《诗经》是一部诗集，是一部文学作品。以此反推，我们会觉得，《诗经》是一部从西周到春秋中叶我们的祖先集体创作的文学作品。

西汉，建于公元前202年，亡于公元8年，是中国历史上距离《诗经》“灼灼其华”最近的朝代，距离《诗经》的实质也就最近。西汉将《诗经》尊为儒家经典，“诗经”之名从此诞生，显然，在西汉看来，“诗经”中的关键字是“经”而非“诗”，那时的人们认定，“诗三百”其实说的是一个人行为规范的准则。

我们以《国风·周南·芣苢》为例。

《诗三百》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 小雅》和《 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 周颂》、《 鲁颂》和《 商颂》。《国风·周南·芣苢》就是一首民谣，记录的是车前草的样貌以及性能。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这首诗，就是记录了产生《诗经》的时期人们采摘车前草时的场景。

文史学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展先生在他的专著《诗经直解》中这样评说：“《芣苢》，是描述妇女们同采车前的这样一种轻微劳动的赋体诗。不说任何大道理，直写一种琐屑事。工作轻便，情绪轻松，语调轻快。看来有文字淳朴之美，读来有声调谐和之美，作者固当别有一种自得其乐的情趣”。这样评论《诗经》，古就有之，这种说法，在古代也不是没有。清代的方玉润在他的《诗经原始》中对《芣苢》的解释，与陈子展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

可见，西周到春秋中叶产生的《诗三百》，只是古人朴素地将自己的生活场景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古人人之贤者一遍遍地重新编订、注释《诗经》，这个过程中，《诗经》作为“经”的地位被慢慢否定，《诗经》的教化作用也渐渐被否定，隔了3000年以后到了我们的认知中，《诗经》是一部我们不好理解的诗集。

时间长河源远流长，人生太短。世代更迭，我们曲解了文字产生的本源。

埃及人在5500年前发明了莎草纸，造纸原料是尼罗河流域的植物莎草。因为有了书写手段，古埃及留在莎草纸上的文献，非常丰饶，其中，《死者之书》或称《亡灵书》是目前为止我们能够读到的比较早期的写在莎草纸的文字。

说是写在莎草纸上的文字，其实，更多的篇幅给了绘画。

收藏在大英博物馆的《死者之书》有一个更为确切的名字，“亚尼的死者之书”。这位亚尼先生，生活在古埃及新王国第十九王朝时期。这件文物，是1887年在尼罗河中游卢克索西岸的墓室中被发现，在众多纸草《死者之书》中，这位亚尼先生的，保存得最好，今天看上去真是古埃及艺术中最杰出的作品。

最杰出的艺术作品，有没有将这位亚尼先生送达能让他永生的“奥西里斯王国”？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如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的陪葬品、那幅放在亚尼先生墓中的画，真是艺术佳品。《死者之书》总共10470张画，假如将它们拼接起来，总长可达78英尺。当然，长度并不是将其送至永远的艺术佳品地位的重要因素，画幅表情达意的能力，才是其价值所在。

纸草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勾勒了冥界的景象，线条和色彩之间充溢着对冥界诸神的赞颂；第二部分，则是以亚尼先生为主角，详细记载了获得永生所必经的程序和必要的咒语。其中，亚尼在死者之国接受审判、亦即判定他生前行了多少善做了多少恶这一段，堪称是整幅画卷中最精彩的部分。虽说成画已逾数千年，从地底下发掘出来也超过了百年，可冥界之神奥西里斯主持测量死者心脏的重量以决定这位亚尼先生能否永生的画面，还是栩栩如生！

相比画面的绚烂，《死者之书》上的文字就显得简洁有直接了。

“吃吧，喝吧，开心点，因为我们迟早都会死”，很像我们今天的鸡汤文中的一句话。尼罗河流域土地富饶，但古埃及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古埃及人需要这样的鸡汤文来激励自己。

更多的，则是“滚回去，你这条蛇！”这样的话语，据说，就是一句很有用的防止被毒蛇所伤的咒语。

相比甲骨文、竹简，在莎草纸上写字，要容易一些，但是，古埃及人并没有因此长篇大论地抒情或议论，随着难以破译的“天书”被渐渐识读，我们发现，写在莎草纸上的文字，都是古埃及人生活状态及心理状态的实录。

请大家记住一本书，德国人西拉姆撰写、刘迺元先生翻译的《神祗 坟墓 学者》。

2001年，我读到这本如侦探小说一般好看的关于考古学的著作后，从此对博物馆、对博物馆里展出的那些留有人类活动痕迹的遗存，充满了兴趣。

这本书，专门用了一个章节讲述了商博良的故事。

商博良，书商的儿子，却对经商毫无兴趣，只愿意用自己过人的语言天赋去发掘古人的前尘往事。

1799年，法国人在罗塞塔地区修建军事要塞的时候，从地底下挖出了一块黑色大理石石碑，一位军官本能地觉得这是一件宝物，就将其妥善地保存了起来。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还是日不落帝国，他们于1801年从法国人手里拿下了埃及。在战场上吃了败仗的法国人，败走埃及之际想将黑色大理石是被偷偷地运回法国，但被英国人截获。成为黑色大理石石碑主人的英国人，冥冥中也觉得石碑是一块宝物；可是，宝物的级别究竟有多高，就要看石碑上那些曲里拐弯的文字写了些什么。虽经学者判断，古人用埃及圣书体、埃及世俗体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在石碑上说着同一件事情，但，说的是什么事？寻遍英国，却找不到能够识读的人。

英国人不得不找到法国人商博良，一位通晓希腊文 、拉丁文并研究埃及文等6种东方语言年轻学者。

从1822年到1824年， 商博良孜孜矻矻了3年，终于解开了黑色大理石石碑上的秘密：埃及王位的正统继承人，神的虔诚的信徒， 埃及王国的重建者和人类文明的维护者，不可战胜的……不过，商博良破解黑色大理石石碑上文字的更大意义，在于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了通往古埃及文明的钥匙，这就是这块高1.14米、宽0.73米的黑色大理石石碑的考古价值！因为石碑是在罗塞塔地区发掘出来的，后来，我们就称这块黑色的大理石石碑为罗塞塔碑。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块罗塞塔碑上到底刻写了什么内容。

刻有1419个象形文字、486个希腊文的罗塞塔碑，分别用埃及象形文（又称为圣书体，代表献给神明的文字），埃及草书（又称为世俗体，是当时埃及平民使用的文字）和古希腊文自上至下刻写的，是同一段诏书：

埃及王位的正统继承人，神的虔诚的信徒，埃及王国的重建者和人类文明的维护者，不可战胜的，使埃及繁荣长达30年的，上下埃及的主人、拉神之子、永生的，普塔神的爱子托罗密王，在他在位的第9年的Xandikos季的第四个月为了鼓励与赞扬那些决定永远侍奉神的人们，根据埃及人的第18Mekhir的惯例，颁布诏令……他有恩于所有的庙宇及住在庙宇中的人们，是他捐献了自己的物品——这些物品代替了神庙的税收，是他带来了埃及的繁荣，并且捐助建立了神庙，还有所有他的其他慷慨恩赐。他减免了各种苛捐杂税为了使他的臣民在他的统治期间能更富裕的生活。他减免了王国中的穷人们的债务。他赦免了那些有罪的人。他声称，众神应该继续享有神庙的供奉就像他父亲时代所做的……

我们读到的，是一份记录。

古埃及、中国、印度和古巴比伦，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一方面，这种认知已成定局；另一方面，一个疑问也一直萦绕在专攻亚述学学者的心头：伊朗为什么没有被列入文明古国的行列？

学者的疑惑不无道理。伊朗的文明同样悠久灿烂，早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就已经出现文字材料，他们在石碑上书写楔形文字，使用的语言为埃兰语。

在1901年12月，一支由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上开始发掘工作。放在博物馆里的考古发现，光彩夺目；考古发现的过程，却很寂寞难耐。不过，考古工作者知道，他们所从事的，是披沙沥金的工作，任何一个看似无聊的日子都有可能送给他们一个大惊喜。这一支联合考古队的辛勤工作得到了巨大的犒赏，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惊喜之余，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继续奋力发掘，结果，又发现了两块黑色玄武石。联合考古队将三块黑色玄武石拼合起来，一个椭圆柱形的石柱出现在他们眼前。石柱很高，有两米半，它的上方刻着两个人的浮雕像：一个坐着，右手握着一根短棍；另一个站着，双手打拱，好像在朝拜。石柱的下部，刻着像箭头或钉头那样的文字。

古代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其希腊语词根的意思为 “两河之间的土地”），泛指地处西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区域，该区域的大部分位于今天的伊拉克境内。两河流域素有“人类文明的摇篮”之称，早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便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

发现这组石柱时，我们已经能够阅读两河流域的古文字楔形文字，很快，这一考古发现被确认是《汉谟拉比法典》，用刻在黑色玄武石上的方式颁布，时间大约是公元前约1792年到公元前1750年，颁布者是古巴比伦王朝国王汉谟拉比的统治末期。

既然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代言人，《汉谟拉比法典》为什么会在今天伊朗境内一个名叫苏撒的地方被发现呢？历史就是这么无情，我们现在可以用两句话概述的一段往事，其实浸染着难以名状的血雨腥风：公元前12世纪末，邻国埃兰从东面入侵两河流域，赢家将《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作为战利品，劫掠回了自己的都城苏撒。这一幕，在3000年以后重演。1901年，法国凭借自己的国力将在伊朗境内的苏撒发掘出来的《汉谟拉比法典》运回了法国，现在，我们在巴黎的卢浮宫能看到它。除了《蒙娜丽萨》、《胜利女神》和《维纳斯》，《汉谟拉比法典》是卢浮宫的最热门展品。

那么，石碑上那些楔形文字到底在说些什么呢？我们先来解读一下石碑顶部的浮雕。

浮雕刻画的是太阳神沙马什把一个绳环和一截木杖授予汉谟拉比的场景。其中绳和木杖是两河流域传统的丈量工具，象征司法与正义。沙马什端坐于宝座，双脚则放置于一个基座上。该基座由三排鱼鳞状的花纹组成，在两河流域的艺术传统中用于表现山陵。因为两河流域以东是伊朗境内的扎格罗斯山脉，所以用沙马什脚踏山陵的手法来寓示太阳的升起。沙马什的左右肩膀上冒出的两簇火焰，也是识别太阳神的标志。此外，沙马什所戴的螺旋式花纹的帽子和饰有若干水平褶皱的长袍，同样是两河流域神祇特有的服饰，用以在艺术作品中彰显人和神的不同。

浮雕中的汉谟拉比站立在沙马什面前，左手水平弯曲90度，右臂曲起，肘部置于左手前臂上，右手手掌到达嘴部高度。这一姿势是两河流域艺术作品中常用的祈祷的姿势。从服饰来看，汉谟拉比戴的是一顶包头的圆帽，衣服则饰有垂直褶皱，样式也与沙马什的长袍有显著不同。

另外，从人物的大小来看，沙马什坐下后的身高与汉谟拉比站立的身高相差无几。我们可以想象沙马什站立后的高度将大大高于汉谟拉比。通过尺寸大小来凸显神与人的不同是两河流域艺术作品常用的手法。

现在，我们来看看石碑上的楔形文字到底写了些什么。

《汉谟拉比法典》使用阿卡德语（Akkadian，最古老的闪米特语，和希伯来语及阿拉伯语同属闪米特语系），以楔形文字刻于石碑上。全文分为三部分：序、法典条款和跋。

法典涵盖的内容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1） 司法程序：如伪证、“河神”审判；

（2） 刑事犯罪：盗窃、抢劫、人身攻击和伤害、性侵害；

（3） 婚姻家庭：婚姻缔结、女方财产处置、继承收养；

（4） 经济活动：奴隶贩卖及其相关事宜、农业和灌溉、抵押、借款、不动产的买卖和出租、设备租赁和劳动雇佣、佃户和牧羊人的义务等等。

《法典》的每一条款都遵循统一格式，即先用一个条件从句（英文通常译为一个if引导的从句）来描述过失或罪行的具体表现，再规定相应的惩罚。 汉译时可采用“如果……那么……”的句式。

§250：如果一头牛过街时抵死了一个自由民，那么无须提起讼诉。

§251：如果一个自由民的牛曾经抵过人，而且有关方面通知过主人他的牛曾抵过人，但这位主人没有把牛角挫钝或控制好牛，导致牛抵死了一个自由民，那么牛的主人应该赔偿三十舍客勒的白银（约相当于225克）。

由于石碑表面有一些毁损，所以无法确认条款的准确数目。一般认为，保存下来的条款数量是282条，原有条款总数不超过300条。在序言中，汉谟拉比陈述了他本人创下的丰功伟绩以及如何因此成为众神的宠儿。他还解释了立法的由来，即奉马尔杜克（Marduk，众神之首）之命，为人民提供立身行事的正确引导，以确保他们的正直作为。在结尾的跋中，他勉励子孙后代遵守法律，同时呼吁众神诅咒并惩处违法之徒。

黑色玄武石上是一部用楔形文字刻写的法典，这已经没有疑义。不过，研究两河流域文明的学术界似乎一直在争议一个问题，那便是《汉谟拉比法典》是否有实际功用。换言之，在古巴比伦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实际判案时是否参照《汉谟拉比法典》中的有关条款作为判决依据？——这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问题。我们所关心的是，当人类文明进入到用文字记载些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记录什么？

如果一头牛过街时抵死了一个自由民，那么无须提起讼诉。

不加修饰、就事论事的记事，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