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祥子黄包车怎么画（民国天津6万辆车8万名车夫）

民国时期天津大胡同街景

提起“洋车夫”，过去人们会想起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现在也会想到《新世界》中徐天的父亲、开车行的徐允诺。洋车源自日本，京津叫“胶皮”，拉洋车叫“拉胶皮”，上海人称之为“黄包车”。老年间，拉胶皮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职业，不仅卖力气受累，还得受气，除了受《骆驼祥子》里刘四爷那样的车主盘剥，受伪警察、黑道白道的欺负之外，在天津拉胶皮还要上“八道捐”。

先说说捐牌。那阵在天津，胶皮的挡泥板上都钉着花花绿绿的捐牌，有的是搪瓷的，有的是铜的，有的长方形，有的正方形，有的是圆形。一辆车上多的挂有八个牌。哪八个呢？天津有九国租界，美国租界光划定没建设，比利时租界地区偏僻狭小，剩下七国租界，外加“中国地”，就是八个牌，代表“八道捐”。

1920年前后，新车每天租价铜元五十多枚，旧车租价四十枚。租车钱一天一缴，另外就是上捐，每个月上一回，中国地每辆大洋四角，日租界五角，意租界六角，英租界最多，要八角左右。过一道租界，有一道捐，没有哪国的捐牌，洋车就过不了哪国的租界地。没有捐的车在租界上走，空车罚一元，拉了人要罚五六元，甚至于把车扣了。

《新世界》黄包车

车夫天天在街上来来回回地跑，只为一口饭，谁的气都得受着。有这么一件旧事，一天上午，一个车夫在日租界花园街（今山东路）大和旅馆门口放车等生意，从旅馆里走出一个穿西服、留仁丹胡子的日本人，走到车前一屁股坐上去。车夫问他往哪去，他只嚷嚷：“前边的！”拉着他往前走，他又说：“左边的！”“右边的！”直把车夫支得懵头转向。

那阵，车夫吃的都是豆饼杂合面，力气不行，跑着跑着步子就放慢了，那家伙使劲用大皮鞋踢车，直催：“快快的，快快的！”拉了两个多钟头，汗珠儿把衣服都湿透了，才算把他拉到一座大楼前面。他下了车也不给车钱，径直往大楼里走，一边说：“你的，慢慢的等着！我的，马上回来！”这时车夫已经浑身酸软，等了两个多小时不见他出来，这一上午就算白受累了。

狐假虎威的巡捕、伪警察、伪军横行霸道，更不把拉胶皮的当人，敲诈勒索，打骂砸车、白坐车都是常事。拉车的在马路上走着，或是在路边停着等座儿，不知怎么被他们看着不顺眼，过来就给你几棒棰。车夫连大气也不敢出，赶紧拉着车躲开。那年头，拉车的哪能跟巡捕、伪警察说理呢？

清末民初的车夫

有一天中午，一个车夫放空车走到东南角，猛地过来一个伪警察，冲他就骂：“你拉个空车瞎蹓跶嘛？”车夫一看，这是敲竹杠来了，想要钱，可他从早起到现在没拉一个座儿，哪有钱给他呀，只好哀求他高抬贵手。伪警察哪肯理会？骂着骂着，伸手就抢走了车垫，扔到刚过来的白牌电车的顶子上了。没有车垫还怎么拉座儿呢？只好等着，等到那辆电车围城一圈，快要转回来了，再向那伪警察哀告，才能取下车垫子。

车夫在外面受了官面的压迫欺诈，回到车场还得受掌柜的剥削。挡泥板被警察砸坏了，掌柜的就要罚车夫一块钱；垫子弄破了，也要罚钱。掌柜的有“同业公会”，请着律师，买通官面，打起官司来他们说嘛是嘛，车租说涨就涨，想涨多少就涨多少，拉车的不能说半个“不”字。有人实在交不上车租，就被夺了饭碗子，把车要回去，不赁给你了。过去有人甚至在三九天硬被逼着扒下棉袄当了还车租。

话剧《骆驼祥子》

如果这个车夫是光棍一条，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拉一天胶皮，怎么也能够自己吃的，这算好的。但是，你要是想靠拉洋车养家糊口就难了，天不亮就空着肚子出去，一天跑几十里头昏眼花，换来的钱买点豆面、豆皮子，根本就不够一家人吃的，常常是吃上顿没下顿，实在饿得不行，就喝口凉水哄哄肚皮。但是拉胶皮是累活，饿慌了挺不住，腿发软眼发花，眼前一黑就要栽倒，要是没人帮忙，就有可能“倒卧”街头，在马路上摔个跤就死了。

日挣日吃都还不够呢，想赁房子更是门都没有，可也不能睡大马路啊，只好住在南市的小店里，每天交三角店钱，算起来当然比租房子贵，但拿不出整钱来，也借不来，就没办法租房。要是交不起店钱，店主就给你一顿臭骂，转天再交不起，那就得卷铺盖卷走人。

民国初年有这么一个统计，1916年天津有人力车47000多辆，车夫6万多人，1919年车子增到6万多辆，车夫达8万多人，有两人共租一辆车的，分别拉早晚班，跟现在跑出租一样。当时天津人口有83万，靠拉车谋生的大约占十分之一，数量十分可观。

连环画《骆驼祥子》

电影《骆驼祥子》

相对比较来说，给有钱人家拉包月车要好很多，在车夫中算是上等。拉包月一种是东家自己置的车，车夫是雇工，每个月工资十元左右，不拉车就在东家家里做事，和男仆一样，车捐由东家去纳，一年九元，租界可以随便走，较比拉散车的“八道捐”上算。也有东家直接租的车场子的车，那就跟车场子老板去结算。

40年代末50年代初，有一个拉包月的叫顿力夫，干过一件大事。194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老学究陈叔通在上海物色一位治印专家，镌刻一枚“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陈叔通找到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厂，王福厂推荐了顿力夫。王福厂曾旅居北京，雇顿力夫拉包月。顿力夫办事恭勤，打扫房间时总把王福厂丢在纸篓里的修钤印稿当宝贝收藏起来，当差空余悉心钻研印稿，背地里偷偷学刻。后来王福厂破例收他为徒。顿力夫果然不负众望，精心镌刻了这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千钧国玺”，留下一段佳话。（文：何玉新）

早年日本东京的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