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各方势力（但为何文宗未被废黜）

宦官在中国自先秦时期开始出现，本是供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奴仆。但这些奴仆在历史上却多次反客为主，侵夺皇权。汉、唐、明三代末期都曾出现过严重的宦官专政，而这三者中又以唐为最。《新唐书》 曾记载“唐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可见唐代宦官专权情况之甚。而唐末君主大多欲振皇权，力图摆脱为宦官所制之困境。在唐代后期皇权与宦权的斗争中，“甘露之变”便为一典例。

一、解析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即发生在文宗大和九年，宰相李训以观甘露为名欲将宦官一网打尽，计划未成反遭宦官反扑，使朝臣尽遭屠戮的政治事变。 甘露之变后，文宗为宦官控制，最后郁郁而终。

学界有关甘露之变的研究并不少。何灿浩先生的《“甘露之变” 性质的探讨》 一文指出甘露之变应为“帝宦之争”，而非传统认识的“南衙北司之争”。无疑，何先生将文宗视为甘露之变背后的主要推手。

郭绍林先生在《甘露之变新论》中说：“唐文宗起用孪训、郑注．实际上是为了破除官僚朋党。 ”

作者从朋党和藩镇的角度重新审视甘露之变，有一定启发意义。 除此之外， 黄日初先生在《唐文宗与“甘露之变” 的关系再探》 中对唐文宗在事变中的角色进行探讨，认为唐文宗并非甘露之变的主谋。 甘露之变是一次意外的， 提前的事变。

从以上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发现，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眼光集中在甘露之变的性质、唐文宗在甘露之变中的角色、甘露之变的具体细节等方面。而《新唐书》中所记的“始，士良、弘志愤文宗与李训谋，屡欲废帝。”并未因引起广泛关注。这句话看似随意，但联系唐末历史可知，宦官操纵皇位，肆意变更皇帝人选并非没有先例，敬宗便是被宦官刘克明所杀。同时，文宗在甘露之变前曾任用翰林学士宋申锡密谋铲除宦官。在任用郑注、李训时曾暗中杀死陈弘志、王守澄等大宦官，意图雪元和逆党之耻。可以说，文宗铲除宦官之意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宦官杀掉文宗，另立新帝也不难理解。然而，甘露之变至文宗病逝的五年间，文宗一直把持皇位。雷巧玲教授在《甘露之变发微》中指出，“‘甘露之变’失败后，文宗未被废杀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薛乘棱、刘弘逸等宦官的重用。”

然而薛、刘二人在文宗死后便被仇士良除掉。薛、刘作为北司内部的对抗力量，对于仇士良等人的牵制作用究竟有多大值得详细探寻。 通读文宗末年历史，皇帝、朝臣、宦官、藩镇等多个利益集团的相互博弈似为文宗得以保全的根本原因。通过对甘露之变后文宗身世浮沉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窥得唐朝末期多股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状况。 这对于理解“甘露之变” ，甚至晚唐历史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二、文宗未被废杀之原因

首先，从文宗出发，文宗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资治通鉴》 记载太和七年十二月庚子“上始得风疾，不能言。 ”

太和八年正月，文宗“神识耗减， 能复故”，可见在甘露之变前，文宗身体已经出现严重问题。《资治通鉴》 记载“上自甘露之变， 意忽忽不乐，两军毬聚之会十减六七，虽宴享音伎杂遝盈庭，未尝解颜。闲居或徘徊眺望，或独语叹息。”

足可见甘露之变给文宗的精神打击之大。然而，使文宗灰心丧气的不止甘露之变。文宗当政期间国内天灾不断，《旧唐书》曾记载文宗开成五年六月久旱，文宗对宰相等言“朕为人主，无德及天下，致茲灾旱，又谪见于天。若三日不雨，当退归南内，更选贤明以主天下。 ”

在这之前，文宗已经多次因为天灾而下“罪己诏”。此外，文宗所立太子永被宦官刘楚才等所害，

文宗曾哀叹“朕为天子，不能全一子。”在重重打击之下，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文宗都无力继续与宦官集团抗衡。同时，甘露之变后，文宗权力受到仇士良等人很大的限制。《资治通鉴》记载甘露之变“时数日之间，杀生除拜，皆决于两中尉，上不豫知。”

之后，因为昭义节度军使刘从谏三次上表和宰臣的抗争“天子赖之亦差以自强。 ”

文宗本来便由宦官扶立，在朝廷处于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甘露之变后，文宗的权力则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因此，仇士良等人能够基本控制住文宗。

文宗权力虽弱，却依然存在对仇士良等的牵制力量。《资治通鉴》 记载坊间谣传文宗欲使宰相李石掌禁兵，“人情汹汹，士民不敢解衣寝者数日”。最后，文宗召仇士良当面解释，“使毋疑惧， 然后事解。 ”

这确实说明了宦权对皇权的威胁，但也可看出仇士良等人对文宗仍存有忌惮。

其次，从宦官出发，宦官在对待皇权交替一事上有着“成长过程” 。 在敬宗、文宗皇位交接时，宦官刘克明杀敬宗，欲拥立绛王悟不成反被王守澄、梁守谦等人所诛，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王守澄虽有拥立文宗之功，却免不了被毒杀。之前宦官废黜皇帝招致惨祸的教训摆在眼前，仇士良等人不得不因此有所顾忌。而甘露之变后，仇士良等宦官很大程度上掌控了皇权。相比于控制文宗，废旧帝、立新帝是一个相当大的工作，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伴有一定的危险性。换帝易元必定带来一定的动荡。这样做的成本太高，面临的问题也太多。 此外，宦官集团并不是铁板一块，也存在内部的派系之争。

《资治通鉴》载“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 ”王守澄被杀后，仇士良、鱼弘志与薛乘棱、刘弘逸又不和。两个宦官集团存在斗争。因此，宦官集团虽大，但难以形成合力，以保证自身“旱涝保收”。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废旧立新， 可能会激化内部矛盾，引发宦官内部的斗争。

最后，即使甘露之变后暂时出现了“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的局面，仇士良等人也并不是毫无顾忌。南衙虽然被北司暂时压制，但对北司依然存在牵制作用。《资治通鉴》中还记载宦官在朝中屡次指责郑注、李训等人为南衙之人却作乱犯上时，郑覃、 李石曰“训、注诚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 ”

而使得宦者稍屈。大臣薛元赏敢于杖杀仇士良手下禁军大将并与仇士良论辩。《资治通鉴》还记载“及从谏表至， 士良等惮之。 ”

这一方面是由于刘从谏作为昭义军节度使，掌握着山西，河北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朝臣对于宦官的牵制。这些都说明了甘露之变后朝廷中仍有骨鲠之士坚持抗争，制约着宦官的行动。

三、 结论

综上可得，文宗之所以在甘露之变后仍得以保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官、皇帝、宦官三股势力之间达成的平衡。三者一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状态。尤其是在甘露之变中，藩镇军人参与极少，主要的权力斗争还是集中在这三者中。虽然三股权力有强有弱，但并未出现彻底的失衡局面。也就是说，虽然北司势力不断扩张， 但由于皇帝与南衙力量的制约，始终未有宦官改朝换代之事发生。

此外，藩镇军队的存在，文宗本身的身体和精神状况，宦官集团的不团结，也在客观上形成了有利于文宗保全的有利条件。

文宗在甘露之变后的身世沉浮也反映出晚唐的政治乱局。在这之后，藩镇军人愈加积极地参与政治，最终以武力改元换代。可以说，唐朝发展至文宗已是落日余晖。纵有武宗、宣宗的中兴之治也难以挽回大唐王朝的衰颓之势。